新闻就像连续剧——先是一条“大学生掏鸟窝抓鸟16只被判刑10年半”的新闻引人注目；继而公众发生激辩，争议甚大，普遍认为量刑太重；随后剧情“逆转”，因为16只被抓的鸟是燕隼，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按照司法解释，量刑有法可依；紧跟着理性思辨的声音多了起来，司法法律的问题，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探讨……

法律仅有权禁止有害于社会的行为，而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。这一事实已清楚：“掏鸟窝”的郑州大学生闫啸天，并非“不识国家保护动物”，他知道他所掏的鸟——燕隼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，他还通过网络卖出了燕隼。结果是，因非法收购、猎捕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闫啸天被判刑10年6个月，和他一同捉鸟的“同案犯”王亚君获刑10年。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事情的权利，没有人可以从自己的过错中获益；为保护濒危珍稀野生动物，预防有害于社会的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，刑法的惩戒当然是需要的。

然而，法律的尺度是个重要的问题。伴随着法律尺度的，则是人心的尺度。闫啸天是在邻居家门前树上两次掏鸟窝捉了16只燕隼，他以800元的价格卖了7只、280元的价格卖了2只，总获利也就“千元”的级别。这段时间不是有一批“老虎”级的大贪官被判刑了吗，贪腐金额都是“千万”级的，他们大多老谋深算贪腐了多年，获刑也就10年多一点。两者获得刑法的惩处，是一样的“重量级”，这本身一定是失衡的。司法法律如果失衡严重，那么就不会受到公众的信仰，就会失去人心，这才是问题严重的不良预后。

有论者说，“在黑市上，极品的猎隼能卖到10万美元以上，背后是残忍的训练，有的玩家甚至要玩死10只左右，才能练出一只”，以此说明严惩闫啸天之必要。这是很不靠谱的论述，大型猛禽“猎隼”，跟这次被掏的“燕隼”，完全不搭；“10万美元”也不是闫啸天卖得的价钱。法律和司法是一种制度性事实，司法法律必须存在于在事实与规范之间。一个大学生，即使是为了获利，在家中附近的树上抓获几只燕隼，而且并未杀死它，权衡其主观恶性和社会后果，可以判明并非“罪大恶极”。处以10年6个月的刑期，貌似规范，实质失范。试想，如果给予这个刑期三分之一左右的徒刑——判处3年6个月，惩罚效果、警示的效果是不是差不多呢？

然而，法官断案是有法律依据的，那就是“司法解释”。根据“司法解释”的标准，闫啸天捕获二级保护动物的数量，确实达到了“情节特别严重”的标准。问题恰恰在这里：这个“立案标准”，对刑法所规定的“情节严重”给出的界定标准，就是准确匹配的吗？难道没有严重“失重”吗？设若把这个标准“腰斩”掉一半，恐怕也不会有人觉得过轻。法律若无法院来详细解释其真正含义和作用，就是一纸空文；但是，“司法解释”出了偏差尤其是大的偏差，那是会变成“一纸‘恐’文”的，那同样损害了司法正义。

有专家说，“同样是掏鸟窝，普通的鸟窝和这个珍惜濒危动物的鸟窝，是不可同日而语；就像掏熊猫的窝和掏老鼠窝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一样”。这个类比说法本身没错，掏“老鼠窝”和“熊猫窝”确实完全不一样，但是，“掏燕隼的窝”和“掏熊猫的窝”难道就是一样的吗？

法律是实现社会效益最大化的手段，法律如果失之偏颇，那么社会效益就不可能是最大化的。约翰·肯尼迪如是有云：“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，所以可以由人来解决。”那么，接下来人们需要分析讨论和解决的，就是那作为法律之一的“司法解释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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